被雪藏的米蘭．昆德拉

 　　這篇文字剛寫到一小半，手機鋪天蓋地傳來Jane Birkin去世的消息。照此看來，五天前也才去世的米蘭．昆德拉，恐怕很快又會被遺忘。但在俄烏戰火延續，中美走向衝突的今天，昆德拉的去世卻更帶有「非如此不可」的宿命感，值得從中找尋啟示。

 

米蘭．昆德拉筆下的主角都對政治媚俗敬而遠之，圖為《布拉格之戀》劇照（互聯網）

 

　　1975年，當米蘭．昆德拉初到巴黎時已屆中年，開始嘗試學習用法文寫作，喋喋不休地討論著沉悶的尼采和永劫回歸；而來自倫敦的Jane Birkin集美貌、歌喉、演技與才智於一身，此時早已因為演繹禁歌JE T'AIME MOI NON PLUS的性愛呻吟，以及從碧姬芭鐸手中奪下法國音樂鬼才SERGE GAINSBOURG的愛情而聲名大噪。

 

昆德拉與Jane Birkin的隱喻
　

昆德拉終生未獲諾貝爾文學獎（美聯社）

　　圍繞著昆德拉與Birkin的相繼去世，媒體的反應一如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情節：女主角特麗莎隻身離開布拉格來到瑞士，表面原因是逃避蘇聯入侵，更真實的導火線卻是憤恨丈夫托馬斯的不忠。她帶了五十張自己在布拉格之春期間拍的照片，去當地一家大型新聞圖片社找工作。不料編輯婉轉地向她暗示，布拉格已經過氣，海灘天體主義者的照片現在更符合潮流……

 

　　在現實生活中的昆德拉，其實也已被西方文化界打入冷宮很長一段時間。他的最後一部小說《慶祝無意義》早已於十年前發表，並沒有引發多大迴響。而在他剛去世那幾天而熱炒的文章，都不知不覺迴避了一個問題：「既然昆德拉如此偉大，為何他從沒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直至死去？」

 

　　沒有獲得諾獎，即等於從西方文化框架而言，昆德拉並不被視為頌揚普世價值的頂層文學巨匠。而昆德拉本人其實也並不熱衷於擠身殿堂之列，他在《被背叛的遺嘱》、《小說的藝術》等文學理論作品中，對獲得諾獎的《齊瓦哥醫生》作家巴斯特納克不以為然，將之與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喬治．歐威爾的《1984》同列為「媚俗」（kitsch）之選。

 

　　與此同時，海明威、卡夫卡和托爾斯泰則為之津津樂道。昆德拉在不同的國度和政治制度之間，以及不同的歷史背景中討論人性的因素，以及個人與政治及社會，以及媚俗的距離，而西方文化工業則一開始就將之扭曲成單邊思維的意識型態鬥爭工具，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改拍成的同名電影。

 

被媚俗化的「不能承受之輕」

 

Jane Birkin和Serge Gainsbourg在70年代被譽為郎才女貌（資料圖片）

 

　　這部電影在1980年代末期造就了昆德拉的全球知名度，它在香港上演時名字被改成《布拉格之戀》，以我當時的年紀，連小說都看到一知半解，看完電影更覺得疑慮重重，選角、音樂、拍攝都天衣無縫，但就是內容的剪裁似乎與原著相距甚遠，例如關於另一位女主角薩賓娜在移居法國和美國之後冷眼旁觀的政治媚俗，尤其是「偉大的進軍」整個章節被徹底刪除，把小說優雅而不著痕跡地簡化成了反蘇文藝片。

 

　　時隔20多年，就在今年5月我偶然看到一篇回顧昆德拉與這部電影的文章，原來他也不同意電影的剪裁方式。據稱，電影劇本在改編成英文版後並沒有和昆德拉商量，這令他在看完電影後能到錯愕和失望，不僅不喜歡電影，而且此後不再容許自己的作品被改拍成電影。

 

　　當昆德拉的作品在西方被傳得紅火之時，他卻對過度的政治解讀感到不滿，認為自己只是寫了三行政治，結果整篇小說都被當成是政治隱喻。事實上，昆德拉更注重人與人之間的私密感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開篇就提出了他對政治的疏離：如果法國大革命不斷重演，羅伯斯庇爾不斷砍下法國人的腦袋，歷史就會陷入「永劫回歸」（eternal return），歷史學家再也沒有胃口來討論。

 

　　在小說的尾聲，薩賓拉得償所願，來到美國繼續畫家生涯，但她失去了托馬斯。還在布拉格時，托馬斯具有一種冷靜的理性氣質，而薩賓娜具有一種冷靜的感性氣質，兩人在一塊如魚得水。離開了，再沒有這位可以把他的一隻襪子藏起來的惡作劇玩伴，是得還是失？

 

特麗莎的勝利

 

巴黎市民在 Jane Birkin寓所外獻花致哀（美聯社）

 

　　特麗莎則在感情的旋渦中贏得了最終勝利，她跟隨托馬斯被下放到一個農莊的醫務所。托馬斯被迫遠離了布拉格那些環肥燕瘦的各號女人們，終日對得最多的就是集體農莊主席和豬欄裏的豬頭們。特麗莎終於單獨擁有了托馬斯，對攝影師事業和舒適生活的追求早已拋到身後。對於一名女子而言，有甚麼會比獨享自己的情人更幸福？

 

　　最後，薩賓娜在美國--她其實是孤獨的，雖然不乏裙下客--接到了托馬斯夫婦死於車禍的噩耗。而昆德拉以兩人死前一夜在酒店渡過的快樂時光為小說作結，這是一段充滿音樂和電影感的優美文字：特麗莎和托馬斯隨著鋼琴和小提琴的旋律翩翩起舞，然後特麗莎又與醉醺醺的農莊主席和小伙子跳了兩三輪。

 

　　在生命中最後一夜，特麗莎把頭靠著托馬斯的肩膀，感到奇異的快樂和同樣奇異的悲涼：「悲涼意味著：我們處在最後一站。快樂意味著：我們在一起。」他們回到樓上房間，托馬斯打開燈，驚醒了燈罩下的一隻大蝴蝶，牠「撲撲飛起，開始在夜晚的房間裏盤旋。鋼琴和小提琴的旋律依稀可聞，從樓下絲絲縷縷地升上來。」

 

　　昆德拉寫下了一個特定時代下的愛情小說，政治只是這個故事的背景。三位來自捷克的主角都對媚俗敬而遠之，而昆德拉更傾向於找尋人性的共通點，而不是對立與異化。媚俗只是昆德拉討論的其中一個任何社會個體都不可迴避的名詞，但小說中還有另一個詞，在後冷戰時代重新走向衝突的當下更應該引起討論，那就是「同情」（compa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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