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局2013年在小學中國語文課程配套資料中，上載一篇由中文大學顧問宋欣橋先生撰寫《淺論香港普通話教育的性質與發展》的文章，掀起一場語言的風波。原因是宋先生指出粵語只是一種漢語方言，不能視為母語，香港人的母語應為漢語，而普通話是漢民族共同語，才是漢語的標準語言。他對母語的見解，引起社會很大的迴響。

 

　　正如宋先生在文章引言所講，對於母語，「通俗的理解，就是指從小在母親那裡學來的語言」，目前絕大多數的香港人是廣東人，比例近九成，因此如果從小跟母親溝通是用粵語，一般人的理解，粵語就是香港人的母語。但宋先生的文章否定了這個說法。

 

語言學家理解語言與方言

 

　　我嘗試研究這次因母語風波引起的語言爭議問題，發覺國際權威的語言學家（Linguist），對語言（Language）及方言（Dialect）的理解，與宋先生或一般人的理解都很不同。

 

　　根據語言學家Jean-Jacques Weber與Kristine Horner的著作《Introducing Multilingualism：A Social Approach》，指出兩種語言溝通方法，可以相互理解（Mutually intelligible），就是方言，而非語言。

 

　　例如北歐的丹麥語（Danish）、瑞典語（Swedish）及挪威語（Norwegian），三種語言是可以相互理解；東歐的塞爾維亞語（Serbian）、克羅地亞語（Croatian）及波斯尼亞語（Bosnian），亦可以相互理解；歐洲的西班牙語（Spanis）及葡萄牙語（Portuguese），溝通模式也很接近，同樣可相互理解。嚴格來說，這些都是方言，不是語言。

 

政治原因劃分語言

 

　　但從政治角度，不同地方的方言，也視為正式的語言，這是由於政治及社會原因，各國屬於不同的主權國，有各自的邊界，因此需要有語言去劃分。以歐洲為例，西班牙語（Spanish）及葡萄牙語（Portuguese），兩者可相互理解，從語言學角度視為方言。但從政治角度而言，西班牙語（Spanish）及葡萄牙語（Portuguese），因分別屬於兩個主權國，因此亦是兩種不同的語言。

 

語言學角度 粵語可理解為語言

 

　　如果根據語言學家的分析，粵語及普通話實際上可理解為兩種不同的語言，兩者未必可完全相互理解，會說普通話的人士，未必可以完全聽得懂粵語，相反也是。因此純粹從語言學的角度，粵語是一種獨立語言，而不是方言。

 

　　宋欣橋先生，則是用政治原因將普通話界定為全國母語，否定粵語為大部分港人母語，這是與我們一般的認知有所違背。他的論點否定我們認為，從小在父母親學到的語言就是母語的認知。另外，他從政治涵義劃分語言亦令很多人對此有意見，因此引起本月初立法會特首答問會上出現有關母語問題的質詢。

 

　　在他撰寫教育局引用的文章中，將母語的概念，界定為「相對外族語或外國語而言的，是指本民族的語言」，可以反映，他是從國家立場及政治層面去詮釋粵語的地位。他認為「一種語言中的方言不能視為『母語』」，即是粵語、福建語、客家話、潮州話、上海話等等，都不是他所理解的母語，只是漢語方言。他認為普通話才是漢民族共同語及漢語的標準語言，意思等同拉丁文的「通用語」(Lingua Franca)，是全國以及香港可以互通的共同語言，才是母語。

 

語言問題的敏感性

 

　　在香港，語言的問題非常敏感，因為很多人曾指出，語言與身分認同的關係密不可分，即是說，保護一個語言，就是代表保護一個人的身分。2014年，教育局曾就「語文學習支援」網頁的文章，注釋廣東話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引起市民的反感，相關文章隨即在網站上被刪除，當局更發表聲明澄清對廣東話地位的重視。

 

　　廣東省也曾於2010年爆發「撐粵語運動」，源於當地政府的「推普廢粵」政策，引起群眾反對，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為平息風波，撤銷相關政策，並公開表示支持廣東話。可見語言問題，在哪裡都會引起爭議。

 

　　語言政策，經常會引起群眾情緒化的反應，是由於一種語言的存在，某程度反映了使用該語言的人的身分及社會地位。今天，祖國愈來愈強大，很多人學習普通話，部分香港人或會因此恐懼粵語地位會被貶低，間接等同香港人獨特的身分地位會被摧毀。

 

　　就如早年「港獨」思潮冒起，港大學生編寫的香港民族論，引述學者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的概念，提出一個民族獨特的身分、文化及國土，是想像出來，不一定要有邊界來區分，而文化本身的獨特性，可以基於語言區分，因此有人說粵語可以區隔內地的影響。這種對語言特質的想法，本身就是非常敏感的話題。

 

　　本月3日當行政長官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被議員追問母語不作正面回應，引起風波之後，即日傍晚，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回應傳媒查詢時稱自己母語是粵語，以圖為事件降溫。但政府的回應，仍不足以解決到語言風波背後的政治問題。

 

新加坡處理語言問題 值得借鏡

 

　　我認為，香港處理語言問題，很值得借鏡新加坡的策略。參閱已故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的多本自傳，會有很多啟發。

 

　　李先生成長的年代，新加坡仍是馬來西亞的一部分，父母說馬來語及英語，為了讓兒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年少的李光耀就接受英語教育，英語是他的母語。新加坡本身是民族及語言多元化的地方，對此李先生在自傳中說到，他很了解語言及種族，影響身分認同，可能帶來矛盾及情緒。因此需要用語言政策，解決各種隱含的問題。

 

語言政策務實 免除政治爭議

 

　　1959年，新加坡未獨立，仍是馬來西亞一部分，當時馬來語（Malay）是新加坡第一語言，直到1965年新加坡正式獨立，李光耀成為總理，他認為不同種族各有母語，就將馬來語（Malay）、普通話（Mandarin）、印度語（Tamil）及英語（English），定為官方語言，享同等地位。

 

Many Tongues One Language政策 提升英語水平

 

　　後來，李光耀實行一種官方語言，加多種母語（Many Tongues, One Language）的語言政策。在眾多語言之中，他了解英語的重要性，深明英語是國際商貿語言，對於新加坡國民工作有相當好處，學習好英語可與世界接軌，而英語本身在新加坡是一種中立的語言，因此後來他就將英語定為官方語言，學校全面轉用英語教學，提升國民的英語水平。至於馬來語、印度語及普通話，則是當地的母語，為MTL（Mother Tongue Languages）。其中馬來語仍是當地第一語言。可見李光耀提升了英語地位，但沒有貶低其他語言的地位，成功落實務實的語言政策，讓新加坡國民得益，又沒有帶來語言上的政治爭議。

 

新加坡的普通話教育

 

　　李光耀先生也很重視新加坡人學習普通話，因看到中國掘起。雖然從小接觸英語，根據李先生在自傳所述，在英國讀書時，他有感與同班的中國同學相比，他不完全接受英國人的文化，但又不懂得中國人的文化，他有感自己缺乏文化的根源。他在自傳形容自己求學時學到的語言，並不是他的母語，而是「繼母

語」（Stepmother tongue），對此沒有認同感。

 

　　新加坡的華人講的主要方言至少有七種，比香港以粵語為主更多元化。因李光耀了解普通話有助加強與中國連結，於是1978年在當地學校提倡學習普通話運動。自此，當地懂得普通話的家庭由1980年的26%，升到1990年的60%，比率大增，普通話因此成為當地華人的共同語言。

 

　　總括而言，李光耀先生利用平等、務實的政策，去處理當地的語言、種族及身分等敏感複雜的問題，既無褒貶任何一個語言，又讓新加坡人普遍接受，減低因推行語言政策可能引起的政治風波。在技術上，也達到提升國民英語水平的目標，兩方面也非常成功。

 

香港語言政策的不足

 

　　反觀香港的語言政策，多年來未見明顯成效。由回歸後推出的母語教學、兩文三語教學目標；08年的「普教中」，推行普通話教學等，這些政策欠缺延續性，政策行了很多彎路但沒有明顯成果。部分中產家長為了令子女有效學到英語或普通話，將他們送到學費不菲的國際或直資學校，對本地學校的語言教育失去信心。

 

　　香港作為一個種族及語言多元化的城市，與新加坡相比，已反映香港政府無論在回歸前後，處理語言問題，及推行語言政策都失敗，除了在政治上解決不到部分香港市民感覺身分認同被侵蝕的問題，在學習層面也沒有明顯成果，未能令普遍香港學生提升兩文三語水平，因此比起新加坡，香港的語言政策發展，需要急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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