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3/2015

《無法送達的遺書》被塵封的政治犯遺書

　　《無法送達的遺書》在台灣出版，內容是約六十年前一批被處決的政治犯的遺書。書一出版即成暢銷書，不但很快再印，而且作者也參加了許多座談。

尋回遺書，一波多折

　　這一切的開端來自於一個年輕女子對從未謀面的外公的好奇。張旖容的外公黃溫恭在她母親襁褓時就已經過世，成長過程中，她對外公的理解建立在許多偶然串起的歷史片段或文字紀錄上。到了2008年，她在政府檔案中看到外公有地下組織的背景，也知道外公在三十三歲那年被槍決。然而，她並不知道當年外公臨刑前，曾經留下五封遺書。直到2008年底，向檔案局調閱了外公的檔案後，張旖容才看到塵封在國家檔案中近六十年的遺書。

　　發現外公的遺書後，張旖容和家人理所當然認為政府應該把遺書還給他們。然而，理所當然的事奔走幾年只得到制式的回答。張旖容的外婆於2009年過世，直到她臨終前，家人都無法取回當年她丈夫寫給她的遺書。

　　黃溫恭的遺書當然不會是唯一被扣留的遺書，一定還有別的受難者的遺書淹沒在政府的檔案中。然而數量有多龐大呢？這些遭槍決的受難者被剝奪了生命，但是有誰會想到，當年的威權政府也一併剝奪他們與親人的告別？被扣留的遺書竟然要到解嚴二十多年後才出現，但要向政府索還仍有一番波折。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自2007年12月成立，當張旖容和家人為取回遺書而奔走時，促進會即督促政府建立歸還制度。幾經交涉，至2011年7月15日，在解除戒嚴二十四年後，馬英九總統在「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儀式」上歸還黃溫恭及其他受難者的遺書，並對家屬致歉，也在致詞時表示檔案局將清查二百多萬頁的檔案，找出受難者的家書、筆記與手札歸還給家屬。2011年下半年，檔案局總共清查出一百七十七位受難者的私人文書，共約七百四十七頁。

跨界合作重現舊日記憶

　　在部分家屬領回遺書後，促進會決定邀請作家進行採訪，讓這些遲了四十至六十年的遺書故事，能為世人所知。於是六位作者首度跨界合作，藉由閱讀受難者獄中書信、遺書與判決書，參考歷史文獻與訪談家屬，以文學敘事的手法，重現記憶分歧的白色恐怖歷史，以及受難者與家屬身心的斑斑刻痕。

　　遺書與家書的原件檔案，以及每一個傳主珍貴的照片，六位作者的書寫，編輯成這本《無法送達的遺書》。

　　遲了四十和六十年的遺書，讓人們知道，以為已經過去的事，以為不存在的東西，其實一直都在。遺書終於送達，而台灣社會對於這些遺書的記憶才正要開始。

訴說兩波抗爭的歷史

　　《無法送達的遺書》涉及戰後台灣的兩波抗爭。

　　第一波，起於1946年，覆亡於1955年，是戰後中共派員去台灣建立的地下革命組織，全稱是「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簡稱「省工會」，他們發展和吸收二十出頭的新生代，嚴格遵守秘密擴張和秘密活動的原則，目的是等待共軍武力攻台時，提供台灣內部的情報資料和接應。1948至49年，省工會已有一定實力，確能在共軍攻台時配合。但其後由於國民黨全面遷台，49年5月實施戒嚴，50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中共攻台也置之高閣，省工會於是停止發展。在這種情勢下，國民黨集中火力對付省工會的成員，參與者若來不及逃亡，就束手就擒。這本書記下的遺書和事蹟，包括四名省工會的共產黨員，他們都分別在1952年前後被處決。

　　台灣第二波的抗爭，是出生在二戰末期、1960年代才滿二十歲的一代，他們大都沒有組織，或組織鬆散，進行的也不是省工會那種革命鬥爭，大多致力於體制內改革，抗爭僅止於志同道合間的談論，那時就有傾向台灣獨立的人士。這本書關於第二波抗爭，重點講以關押在泰源監獄的獨派政治犯的暴動。泰源暴動以失敗告終，並槍決了5名參與者，他們也留下了遺書。

　　值得注意的，省工委成員固然忠於中共黨；即使獨派分子，也不反對中共，更指國民黨的反共抗俄政策，是對和平的威脅。他們的共同點是反國民黨。

政治犯的磨難

　　政治犯在一個正常社會是不應該存在的。政治犯幾乎都是為了追求一個較好社會的實現，而不顧個人利益個人犧牲去對抗不合理的政治體制。帝俄時代的文豪托爾斯泰，曾追隨被判刑而流放西伯利亞的政治犯，他跟他們相處的感受是，這些人被判刑只不過因為他們的道德品質高於一般人。

　　在《無法送達的遺書》中收錄的遺書所呈現的受難者的人生，有些人懷抱社會主義統一中國的理想，有些人渴望台灣獨立建國。你可以批評他們幼稚、天真，可以完全不同意或反對他們的追求，但他們不是為了個人目的去傷害無辜者的刑事犯，他們反對當時國民黨的高壓統治，懷抱理想，儘管你也可以說在面對中共對台灣威脅下戒嚴是需要的。無論如何，這是追求理想者的悲劇。

　　這些受難者留給家人的遺書中，有歉意，有期許，有思念，有祝福。而家人對他們的思念中，有痛苦，有埋怨，有遺憾，也有無奈。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若這些遺書在六十年前或是四十年前就送達家屬手中，這些思念中的痛苦埋怨或是遺憾無奈，是否會少一點，但是可以確知的是，許多家屬在離開這個世界前，始終未能得知親人最後的告別。連告別也不被允許的不義，應該留下紀錄，這是做為生者的現代台灣人，對於這些受難者，以及因他們的逝去而飽受痛苦磨難的家屬，少數能做的事。

　　任何歷史都應該記取而不應遺忘。即使只是一個人的短促生命，也是珍貴的。只有願意記住歷史任何片刻的社會，才是不會重複悲劇重演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