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3/2016

最可怕的邪惡是平凡的邪惡

　　不久前，朋友給了我一部電影的DVD:《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封面有一行宣傳語：「HER IDEA CHANGED THE WORLD」—— 她的思想改變了世界。我知道漢娜．鄂蘭這名字，但沒有讀過她的著作。這部電影，主要介紹這位思想家參加耶路撒冷審判的前因後果。當時她應《紐約客》雜誌邀約撰寫採訪專稿，提出「平凡的邪惡」理論(the banality of evil)。而這個理論，對於社會普遍關於邪惡、是非的認定來說，確實提出了顛覆性論斷。因此，我也特別找來漢娜·鄂蘭的書《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閱讀，並在此作簡單介紹。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德國猶太人，1906年出生於德國，在海德堡大學哲學家亞斯培（Karl Jaspers）的門下，取得哲學博士學位。1933年納粹政府掌權後，鄂蘭流亡到法國，1941年到了美國，並於十年後成為美國公民。她曾在加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等擔任教授。1954年獲全國藝術與文學院文學獎。她的著作有《極權主義的起源》、《共和危機》、《黑暗時代的人們》、《在過去和未來之間》等。於1975年12月去世。

正義與邪惡問題

　　1961年4月11日，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法庭中，展開一場令全球矚目的納粹戰犯審判。受審者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是納粹德國在東部佔領區內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執行者之一，雖然並非納粹政權的高層決策者，但在猶太人滅絕上扮演重要角色。

　　漢娜．鄂蘭全程參與此次的審判活動，透過現場的實際觀察，以及對歷史的大量分析，提出了「平凡的邪惡」的概念，是正義與邪惡問題的經典論述。

　　納粹軍官艾希曼將上百萬的猶太人送上通往死亡的列車。但他說，我無罪。

　　納粹政權倒台後，他逃到阿根廷。1960 年，他被以色列特工綁架，次年在耶路撒冷受審。

　　艾希曼在法庭上認為因謀殺罪起訴他是錯的：「我從來沒殺過猶太人，也沒殺過非猶太人，我從來沒有下令殺人。」

　　在獄中定期探訪他的牧師也說，「他顯然不是個狂熱的反猶太主義者。他『個人』從未有任何反猶行為。」精神科醫師一致認為他很正常；他對妻兒、父母兄弟姊妹態度「不只正常，還堪稱為理想典範。」

　　他認為自己只是個守法的人，他的一切行為都只是在履行職務，而他在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偶然的，因為任何人都可以取而代之。

　　漢娜鄂蘭在書中描述他的最後陳述：「他從來沒有憎恨過猶太人，也從來沒有殺人的意願，所有的罪行都是來自對上級的服從，而服從應該被譽為一種美德。他不屬於統治階層，只是個受害者，受罰的應該是領導階層。艾希曼說：『我不是那個被打造出來的禽獸，我是謬誤的犧牲品。』」

　　鄂蘭說「艾希曼既不陰險奸詐，也不兇橫；他格外勤奮努力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想晉升，而我們無法認為這種勤奮是犯罪……. 他並不愚蠢，只是缺乏思考能力——這絕不等同於愚蠢，但卻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罪犯之一。」

缺乏思考產生最大的邪惡

　　缺乏思考造成一個人的平凡，但也產生最大的邪惡。漢娜鄂蘭書中提出：「艾希曼在臨終一刻，似乎總結出我們在人類漫長罪惡史中所學到的教訓──邪惡的平庸性才是最可怕、最無法言喻、又難以理解的惡。」

　　鄂蘭提出了「邪惡的平庸性」的概念。邪惡本身並非如希特勒般狂暴，而是可以平凡無奇地展現在任何人身上，並且其發揮的作用絕對不亞於血腥屠夫。

　　平凡的邪惡，是因為我們缺乏思考。思考等於做評斷、分別善惡對錯。思考就是要先學會從他人角度切入問題。

　　艾希曼如能假設自己是猶太人就會說出這樣的話：「我是德國猶太人，跟數百年前的祖先一樣，我在這裏住了一輩子，跟其他德國人具有同等的居住權，政府無權剝奪我的公民身分、工作、甚至性命。」但實際上艾希曼沒有這種同理心，他追隨當時的主流偏見：既然政府說猶太人不是德國人，那當然不能把他們當成德國人，政府說猶太人是壞人，他們當然絕非善類。同樣的道理，如果我們認為凡是被判死刑的人，便必定是窮凶極惡的壞蛋，或凡是使用暴力，不論施暴還是抗暴，都危害社會，如果這樣想，那便與艾希曼犯了相同的錯誤。「道聽途說」會被視為理所當然，此外，既是道聽途說便沒有人需要負任何責任。

　　鄂蘭期待看到具有思考能力、願意負責、勇於質疑的人民，願意設身處地、從他人立場思考問題所在的人民。而實踐這種思考模式的首要條件，便是與他人建立關係，所以鄂蘭鼓勵我們學習與他人相處，對需要援助的人伸出雙手。只要我們不再質疑那些令人安心的政治常態、只要我們不再關心那些事不關己的議題、只要我們漠視他人需求，邪惡的勢力便會開始大舉擴張。

　　「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漢娜·鄂蘭以艾希曼的審判為實證案例，說明當社會上大多數人不思考，集體的瘋狂，最終將把整個社會推向極致的犯罪。她認為，真正的自由來自於公民實質參與政治。她的理論思想對後世民主社會帶來深刻影響，在一個公民不思考、不以實質行動參與攸關公眾利益的政策討論、不對政治人物的承諾予以關注與監督的民主社會裏，民主名存實亡，自由繁榮只是社會集體的虛妄想像，無法長久延續。

　　鄂蘭在書中追究與納粹合作的猶太人領袖──她說「猶太領導人的角色無疑是整個黑暗故事中最陰暗的一章」，這讓很多人批評她對猶太人沒有特殊的同情。

　　對於有人批評她不愛猶太人，她的回應是：「你說的很對──我並不被這一類的任何『愛』所打動，原因有二：首先，我這輩子不曾『愛』過任何民族或團體──無論是德國人、法國人、美國人，還是勞動階級，我真正愛的只有我的朋友們；其次，我所知道和相信的愛僅僅是對於一個個具體的人的愛。」

　　鄂蘭在本書的核心主張就是，只要你參與了執行，你就要負起責任，就是有罪。

　　本書最後一段她說，法官應該有勇氣說：「我們關注的重點是你實際的作為，而非就你內心和動機是否可能無罪，也並非你周圍的人是否有犯罪的可能。」「我們假設，你之所以成為這個大屠殺組織中的一個工具完全是出自壞運氣，但這不影響你執行大屠殺政策的事實。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因此就要負擔責任：「這就是你必須被處死刑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