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至今已超過一年。為了「停課不停學」，電子學習已經成為「新常態」，成為不可或缺的學習方式。然而，近月遙距學習的實踐，同樣反映出一個普遍現象：本港學界未能有效、針對性地利用教育科技提升教與學的成果，而只是把它當成一個暫時的替代品。在不斷變化的數碼世界中，科技的應用已經是全球教育發展的大趨勢；本港教育界在疫情過後應該怎樣繼續推動電子學習，裝備學生應對未來的挑戰呢？ 

 

　　事實上，電子學習在本港教育不是全新的概念。自1998/99學年起，教育局推行了四次資訊科技教育策略，措施包括提供基礎設施、電子學習資源、師資培訓等，目標以要提升學習成效，推動學校「範式轉移」，由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轉化為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模式。雖然在20年間投放過百億港元，但傳統教師主導的教學範式依然是主流，而教育科技在一般學校營運上擔當的角色較小。為何本港學校至今未能全面將科技融入學校日常運作和教學？政策執行中有否出現問題？筆者希望借此文章分享幾個觀察。 

 

 

（一）推行電子學習的指引不清

 

　　政府推行電子學習的策略多年來並沒為學界解釋清楚科技在教育上的定位，或教學過程中的實際用途，只是片面地鼓勵學校善用電子科技來提升教與學。這導致各校難以全面、統一地規劃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的計劃及方向，對待科技應用的態度較為保守，至近期才有加快的跡象。縱觀全球，多個國家近年强調學校應用科技的層面不應只涵蓋教學，亦都可包括教師的行政工作、評核、學校管理等，如英國教育部就鼓勵學校利用教育科技處理行政工作，以減輕教師在行政工作中的負擔。在中國内地，也有越來越多學校開始採用人工智能軟件批改學生的作業。 

 

（二）學校之間使用科技的參與度不一致

 

　　另一個重要的政策漏洞在於政府一直如何監管學校實施電子學習。據現行的校本管理政策，學校「可因應本身的校情和發展需要，自行決定推行電子學習的步伐和模式」。此安排雖給予學校自由度推行相關計劃，但若在無規管下期望全港學校自動積極參與就過於理想化了，實行教育科技措施的程度和效果也有較大差異。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教育局於2015年起推動的「自攜裝置」計劃（BYOD）；據教育局的2018/19學年學校問卷調查結果，全港正在推行BYOD的學校只有三成。而且，這些學校之中，更不是全部都在每個班級之中推行BYOD。這解釋了疫情爆發時，為何多所學校的師生都沒有足夠電腦及基礎運用科技的能力進行教與學，導致數碼及學習鴻溝的問題持續惡化。 

 

　　政府需透過適切的監管加快及統一全港學校推行教育科技策略的步伐。就此可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例如新加坡政府去年就宣布會在今年內為全體中學生配備平板電腦或手提電腦，並由教育部在中小學層面更新課程，加強年輕人的數碼通識能力及網絡健康意識。 

 

（三）教師準備時間不足，難以將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眾所周知，本港教師的教學工作量龐大。除了傳統教學工作之外，教師需要花時間學會運用新的技術、構思課程改變，應用電子設備及教材等，以配合混合式教學的推行。據經合組織(OECD)的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報告，香港的學校中只有三成教師有足夠時間將科技融入於課堂教學，遠低於OECD的平均水平。港大去年公布了一份研究報告，發現教師準備電子教學越充足，就越能幫助學生的學習成果；政府需要協助教師設法騰出時間及空間，探索並於課堂上應用不同科技提升學習效能。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本港教育將成為科技的受益者、還是被淘汰者呢？自政府上一次推出新的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已歷時超過5年；適逢其時，政府應開始計劃未來教育科技的發展路向，把科技進一步滲入學校日常運作和教學，才能持續推動學校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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