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Helena

B：Bosco

　　H：每次一談及香港以外的地方所舉辦的大型Art Fair，我想大家都離不開同一個問題，就是香港的地位會不會俾取代、有沒有受到威脅……之前是新加坡、台灣、上海，這次就輪到首爾。

　　B：無錯，藝術界本周當然聚焦在首爾的藝術市場。講到關於香港的地位是否被首爾取代呢？我認為不必妄自菲薄。Frieze Art Fair 和 Art Basel 是直接競爭對手，商業上順理成章不會於同一城市舉辦，首爾亦是繼香港之外最是合適的場地。因此不能說 Frieze Art Fair 一來亞洲，香港地位動搖。

　　B：香港除了本身資金融通上極具能力，低稅制始終是優勢。譬如入境藝術品到韓國，雖然普遍免收VAT，但版畫雕塑等除外，收取10%-30%不等。另外凡會發光的藝術作品，在韓國海關眼中不算藝術作品，都只另外收取入境稅，盛惠30%。

　　B：香港人的執行能力以及對時間的掌握，還有語言能力等，都是優勢。更重要是香港行普通法，韓國則行大陸法。大陸法始終是法官主導，而不是控辯雙方主導，在商業運作上香港的法律體制仍然佔優。

　　H：這裏都輕輕提一提Frieze Art Fair的背景。它是由一本同名的前衛藝術雜誌發展而來，它的第一場Art fair在2003年的倫敦，性質和Art Basel大同小異。除了聚焦在當代藝術，還有現代藝術。倫敦以外，目前在紐約和洛杉磯舉辦，今年是首屆在首爾舉辦，叫做進入亞洲市場。你剛剛提及，它和Art Basel是競爭對手，未必會同在香港舉辦。但留意一下，參與Frieze Art Fair的畫廊，有不少也有參加Art Basel。對畫廊來說，某程度是多了一個選擇機會。

　　關於香港的優勢，其實有一直看我們影片的觀眾，相信都會留意到，我們會因應不同情況，包括其他地方所發生的事情，去分析香港當下的一些處境。比如，對比幾個大藝術市場的稅制、或者之前說加拿大引入ARR，我們又適不適合呢？但其實我好想問，香港確實有很多優勢，但難道要一直靠這些優勢而一成不變嗎？難道我們就沒有危機？

　　B：當然香港並非沒有危機呢？危機一直存，就是外國對香港的觀感。觀感這好主觀，但靠無數客觀條件形成。2019至2022，香港在國際的觀感不斷下降。如果去到一個地步，大企業在香港營運會影響商譽，又或者訪港商人認為來香港交易有損身份，到時香港即使有幾多優勢，兩害相權取其輕，香港的藝術市場近10年的發展便告終，並難以回到往昔。

　　B：不過回看香港政府對於文化發展的方向，似乎沒有對準問題所在。由於我好留意香港的營商環境，因為會影響到藝術品投資的種種決定，雖然楊局長揚言要在2024年舉辦演藝博覽會，花4200萬來做中西文化交流活動。因為現在不知道究竟內容如何，但感覺上和香港藝術節非常相似。

　　B：所謂助業界走到國際舞台，其實香港藝術在國際的舞台上都有一定位置。歌劇近年有紅人劉卓昕，舞蹈有李偉能，音樂又有沈靖韜廖國敏。在國際上，香港人身份、藝術家真多到不得了。就算講平面藝術，香港其實亦有藝術家在國際的藝術博覽會展示他們的作品，亦有很多外國人收藏他們的創作。

　　B：籠統點說，香港每年有幾項大型藝術活動：一是香港藝術節，而是法國五月，三是Art Basel 等藝術博覽及其他拍賣行的大型季度拍賣。後者完全是私人機構舉辦，講求的是香港的營商環境，以及其他參與者對香港藝術市場的觀感。過去三年疫情的打擊，以及政府相對保守的疫情防疫政策，導致很多畫廊都沒有辦法來香港參與活動。例如今年Affordable Art Fair 感覺上有七八成都是香港自己本土的畫廊參與，和好幾年前國際味道深重的感覺差天共地。背後的原因好需要楊潤雄局長處理。

　　H：這裏你提到一個好重要和實質的東西——營商環境。好坦白，因為香港的優勢，某程度促使香港藝術市場可以在世界佔一位置，從而吸引好多國際性畫廊，大型藝術博覽會。講到中西文化交流，我相信一直都在做。Art Basel是，法國五月更加是，但你有沒有發現，你剛提到這幾個大型藝術活動，感覺上，之間的氛圍都好差好多！

　　另外，加上香港愈來愈多硬件，叫做去支持藝術、表演界別，但似乎整件事沒有去到一個好順暢的狀態。就是說，有硬件未必夠，後續應該怎麼支持才是值得關注的。同時，你所提及的外國畫廊、藝博會對香港的感觀，其實也不可以忽略。

　　B：無錯。韓國的首爾，台灣的台北，甚至乎新加坡，其實離香港並不遙遠。不像紐約和英國倫敦相隔一個大西洋，提供誘因促使畫廊參與幾個地方不同的藝術博覽會。即使在資金融通方面，以及法律法規，新加坡明顯都是非常主要的競爭對手。而我們也見到蘇富比相隔多個年頭之後再次在新加坡嘗試將一些藝術作品在當地拍賣，這個亦是給予香港藝術發展的警號。

　　B：我好相信現在至2024年對於香港還能夠成為全球第二大藝術交易市場非常關鍵。重建國際觀感應該是所有政策的聚焦。商業市場的行動力往往被政府的政策要快得多。當大部份畫廊等藝術機構決定離開香港，到時再亡羊補牢已經太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