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大學生的形象插水，在職場中，在公眾的議論中，極多港人對大學生的表現很感失望，上周港大又再出現衝擊及甚至禁錮校委的事件，只會更加深大學生是暴民的形象。

今時的大學生，只有少數屬於滋事分子，多數人仍是求學問、重道德的年輕人。（資料圖片）

　　這其實是十分冤枉的事。我的工作使我幾乎每天都要接觸大學生，從我經驗所得，他們絕大多數都十分講道理，與在港大出現的那一群，無甚共通之處，但公眾未必有能力分辨，容易產生大學生都是暴民的錯覺。

　　李國章在譴責暴民學生之後，也不忘補充說大多數港大學生都是優秀的，但這未必改變到公眾的印象。

　　談起李國章，我上月初與他相遇，談了幾句。李當年主張科大與中大合併，由朱經武當校長。我是科大中反對合併的旗手之一，不得不把李當作對手，但我們與李只是觀點不同，毫無私怨，現在則早已是一笑泯恩仇，我對他的魄力也十分佩服。

　　李似乎對有四千港大舊生反對他當校委會主席十分介意，並認為區區四千人沒有代表性。我只同意他一半，人數少並非關鍵，遠為重要的是這四千人並非隨機抽樣而來，參與投票的，恐怕都是自我選擇的特定群組，不會有代表性，這正好犯上統計學中「選擇性偏差」（selectivity bias）的大忌。

　　而其他18萬名港大舊生，不投票的原因有幾個可能性：（一）他們支持李當校委會主席，所以不參加政治立場與他們相異的人所搞的投票；（二）有些人可能不贊成李當主席，但他們介意的程度很低，低至使他們缺乏能力去投反對票。所以李國章說絕大部分校友不介意他當主席，並無說錯。但若港大校友能發動到超過9萬名校友投反對票，因為超過總人數的一半，當然便沒有選擇性偏差的問題。

　　其實把一小部分學生的暴民行為當作其他的大學生都是如此，又或在衝擊校委會當日現場橫額所聲稱98％的校友都反對李國章，在思想方法上都是犯上同樣的選擇性偏差謬誤，以偏概全。不明白站在橫額後面的大狀及知識分子為何思想如此混亂。

惡言恐嚇 阻撓救援

　　李國章說學生有如吸了毒，他說得有沒有錯？在電視畫面及網上流傳的一些片段可見，馬斐森校長感到他們是暴民，是十分準確的描述。友報社評中提到一個片段，有些包圍者（不知是港大學生還是外來人）竟要對一路過之人搜身，並粗言恐嚇之。資深傳媒人文灼非不可能視學生為敵人，但在他所寫的當晚記事中，卻是深感事情的危險性，隨時會有人受傷，並且對學生的非理性行為大惑不解。

　　當時，梁麗幗拿著咪高峰，質問救護員要他交代「入來救邊個」，她哪來的權力阻礙救護人員進行任務？朋友傳來校委紀文鳳所寫的一封電郵，紀有高血壓，上了救護車後量度血壓，指數仍高得嚇人，她也回憶，當晚不斷有人拉拉扯扯，有人高叫「快啲整佢插水」，並有人不斷從後踢她左膝。此種情景，不能不使人對盧寵茂教授的所謂「插水」事件重新審視。

　　從觀察到現象看，這與正常的大學生行為差別何其巨大，若有人懷疑這些是受藥物影響的大學生，此懷疑不易被證偽。但我相信他們並非吃了藥，而且部分人還是有預謀，否則為何竟帶備封鎖大門的膠索，以便禁錮校委？這些人刻意誤報校委會的決定，又鼓動群眾湧入室內衝擊校委，不但誠信無存，更可能已觸犯法律。

　　其他的包圍者則很可能是受到群眾聚在一起時互動鬥激的影響，在歷史中，群眾中出現非理性集體行為的例子又哪會缺少？文革的紅衞兵便是一例，他們在亂叫口號的喧嘩中，甚麼事也會做得出。

策略性作出暴烈行為

　　若從更冷靜的角度分析組織者的意，我相信他們是策略性地故意做出暴烈行為，以圖校方或警方作出大動作的報復，他們便可乘機博同情。但此種策略已經不值一哂，因為他們已失去市民的同情，若是警方執法，恐怕市民還會拍手稱快。

　　大學領導層應扮演甚麼角色？這不由使我們想起蔡元培。五四運動時，學生愛國要打倒漢奸，蔡從軍閥手中救回學生是理所當然，但今天的學生不知，當時不少學生要干預校政，聘請甚麼教師也要他們過問，蔡元培對此大動肝火，對學生堅決鬥爭，並曾捲高衣袖，表明不惜與學生大打一場。此事在蔣夢麟的《西潮》及蔡自己的著作中都有述及。當年「橫槍立馬，惟有蔡大將軍」的形象，證至於今天的大學管理層，已成追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