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屆諾貝爾經濟獎頒給兩位對契約論有重要貢獻的著名經濟學家，哈特（Oliver Hart）及霍姆斯特倫（Bengt Holmstorm），二人成名已久，實至名歸，他們獲獎，在經濟學界不會引起重大的爭論。

 一般醫療保險不能全數討回費用，此契約旨在減低病人事無大小都索償的機會。（資料圖片）

　　契約理論可上溯至十八世紀時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不算是新鮮玩意，所以獲獎者需要有重要貢獻才會被考慮。人在世上，並不是在孤島中生存，必須與其他人交易來往，但此過程中所能帶來的利益或好處如何攤分，當中涉及的風險又如何互相承擔，都不是簡單的問題。契約的簽訂正可使大家事前把問題講清楚，不用事後大家互相推諉責任或把利益全部獨佔。但契約有好有壞，訂得不好的，會扭曲對方（或多方）的工作意慾或使到資源配置完全錯誤，從而拖慢社會的進步。訂得好的，則可使諸事順利，人人作出最好的貢獻。

作多方比較 做合理量度

　　舉幾個例子說明契約的重要。在一間公司工作的員工或CEO的薪酬或花紅要如何制定？高級員工花紅佔的比例可能很高，但花紅總要與表現掛鈎吧。不過，問題便來了，某人的表現如何量度？公司CEO的表現是否取決於該公司的股價或利潤？若是如此，倘若該行業正在面臨外部環境的擠壓，利潤下降屬非戰之罪，與CEO無甚關係，不發花紅豈非罰錯了人？

　　反之，若利潤上升只是因為該公司運氣好，遇上好景，多分CEO花紅，是否作了並無必要的過度獎賞？由此可見，分發多少花紅，不但要看利潤，也要與同行的其他公司的業績作出比較，看看自己的CEO是否比同行的其他CEO優勝才行。分紅的標準要一早在契約中說明。

　　另一例子，內地的土地控制權在地方縣政府手中，縣官能否升職加薪是他們的重點激勵因素。過去縣官的表現往往靠該縣GDP的增長有多快而定。

　　但此種契約，卻可出問題，縣官可追求一些短線利益，犧牲該地生態，現時的GDP是上去了，縣官也因此升了級調到其他地方去了，但卻會留下爛攤子讓別人收拾。契約訂得不好，影響可大可小。

　　保險公司與客戶也有契約關係。用醫療保險作例子，病人看病後一般不能向保險公司討回全部的費用，換言之，病人也要自付一部分開支。其作用便是防止病人事無大小都要看病，也促使病人平時多注重健康，減少生病的機會。

　　港鐵有所謂「可加可減」機制，當中有一方程式，用以訂定車費。

　　廣義來說，這也是契約的一種，當中較為有趣的一項是效率提升（或成本下降）所帶來的利益，可被港鐵及乘客瓜分，其目的是要港鐵有足夠誘因不斷降低成本，同時亦使乘客得享成本降低後的好處。

　　假若降低成本對港鐵不能帶來任何好處，港鐵便會缺乏誘因改善效率，長遠而言，有可能使到票價更高，或虧損嚴重，需要納稅人補貼。此類情況，世上例子極多。

條款具誘因 可改善效率

　　「基本法」嚴格來說，也可被視為契約的一種。哈特有所謂「不完全契約」的概念，原因是在訂定契約時，我們不可能百分百預見未來出現的各種可能性契約，於是也不能把這些可能全部包含在內，這樣便容易出現不同利益的人之間的爭議，互不相讓，如何化解？答案是一早說明誰是契約的最後解釋人。

　　兩位經濟學家寫了大量的文章，都在指出，在不同的環境下，如何改善契約的設計，參考他們的洞見，可減少一些無謂的爭議。

　　（後記：上周拙作《教育為了甚麼？》，因我字跡潦草，內文頗有錯字。較重要的是「大部分年輕人政治意識上腦」應為「部分年輕人」，我從來不認為這些人是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