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震撼的國際新聞視頻之一，莫過於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與塔利班代表人員合影。之所以說震撼，是因為這似乎超越了一般國人所能理解和承受的程度。中國是一個非常注重自身價值理念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塔利班的國際形象則是一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兩者怎麼看都是八竿子打不上，一如雙方合影人員在衣著氣質上的格格不入，以至於有包括內地網民在內的一些網評認為，中國與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塔利班交好，不會有甚麼好前途。筆者倒認為，這才是考驗中國外交與政治智慧是否成熟的最佳考題。

（中國外交部官網圖片）

　　首先，相近意識形態和價值理念的國家並不保障一定較好，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這反而更加不利釐清彼此的利益糾葛和價值關係，反而造成更多的衝突。中國與前蘇聯難道不是意識形態相近的國家？還有中國與越南，中國與朝鮮，這些都曾經是「同志加兄弟」甚至有著「血盟」關係的鄰國，結果不一一鬧翻？乃至大打出手。中朝關係未至於武裝衝突，但也因為朝鮮領導層內有「延安派」的存在，以及如何處理與蘇聯東歐集團的關係，而變得非常緊張。相近意識形態不僅不能保障彼此外交關係變得更為相互體諒，反而因為理念相近，使得彼此對雙方關係存在不切實際的期望:較強者希望成為較弱者的「老大哥」，較弱者卻利用「老大哥」的政治虛榮心，把「老大哥」的利益輸送和支援最大化，以至於「老大哥」有不堪負擔之憂。同時，較弱者並不甘心永遠成為小弟弟，領導層更害怕因為長期接受「老大哥」的援助而削弱了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和偉大形象，因而輕則淡化與較強者的同盟關係，重則恩將仇報，反過來製造與較強者的邊境摩擦。一言蔽之，相近的意識形態反而成為掩蓋真正國家利益的障眼法，對彼此雙方都有害處。

　　其次，與意識形態完全為敵、或者至少毫無價值相似性的國家交往，反而可以做到不是親兄弟、更能明算帳，清清楚楚交易、明明白白交往。當美國尼克遜總統訪華之時，毛澤東說自己喜歡與共和黨交往，就是因為當時的共和黨比民主黨更務實，不扯不必要的意識形態問題。另外在1949年，當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掌握了國共內戰的全局之後，英國政府迅速研判到底應該如何在南京政府和新中國政府之間作出取捨。經過一番糾結之後，在1949年10月27日，英國內閣批准了外交大臣的備忘錄，其中有一條內容:「在中共牢固控制了大片國土，以及國民黨前景黯淡的情況下，（英國）承認中共政權為合法政府，是符合國際法原則的。」(官方檔案號:CAB128/16/62(49))可見，一個成熟的國家和領導人，是完全懂得應該如何同與自己格格不入的國家執政集團相處。

　　最後，塔利班這個令人望而生畏的極端組織，卻與本拉登的阿爾蓋達組織並不完全一樣。阿爾蓋達是一個國際性的極端組織，成員的種族成分並不重要，關鍵是要服膺於他們所主張的伊斯蘭教義。但塔利班則幾乎是百分之百的普什圖人組織，並不是開放給別的部族加入的。儘管普什圖人佔阿富汗整體人口的四成左右，不具備壓倒性，但卻掌握了大部分的國土。儘管阿富汗現有政府和不是普什圖人的北方聯盟並不買塔利班的帳，但如果完全拒絕與其接觸，則等於放棄對其保持必要的認知和了解，等於放棄通過建立關係而有效管控彼此必然存在的分歧。中國當然不會大規模進入阿富汗和干預其內政，何必重蹈進入帝國墳場者的覆轍。但不干預，不等於完全不接觸。更何況南邊的印度，西邊的土耳其，已經相繼進入阿富汗，不僅僅是資金的進入，更有軍事人員的進入。同時塔利班又分裂出一個巴基斯坦塔利班，頻繁在巴基斯坦這個中國鐵桿盟國的邊境有所行動。因此，與塔利班接觸交往，和完全拒絕接觸交往，兩者相比較，孰利孰弊，一目了然。

　　從乾隆24年（公元1759年）開始，中國便因新疆叛亂問題而不斷與阿富汗境內各邦發生互動，有戰有和，其中位於瓦罕走廊咽喉之地的巴達克山邦國更是與清朝最為密切，是為宗藩關係，同時也是南面英屬印度和北面沙皇俄國覬覦之地。時間到了鴉片戰爭前夕的道光年間，即便是清軍再度擊敗了受中亞支持的新疆叛亂勢力，即便是清軍已經控制了巴達克山大部分，據說皇帝一句此地「非中國古有」，便永久撤出了中亞。此去彼來，最終也由英國和沙俄勢力滲入中亞，乃至滲入新疆。唇亡齒寒、內外屏藩之勢，古今未變！